Coco有话说：

有人说：“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用一生治愈”。一个人的早年经历是否真的会对其成年后的各个方面（比如决策偏好）产生影响呢？如果会，具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在早期或者青少年期，处于严酷生活压力或不利生活环境中的个体，是否在长大成人后更加冒险，更加关注当前利益，并且更少为他人着想呢？我们最近发表的一项元分析研究探讨了早年生活压力与成年期决策偏好关系，揭示了早年生活压力与成年期更高水平的风险偏好和当前取向，以及更低的亲社会水平有关，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一关系中可能的调节因素。

一些研究发现，早年生活压力（如贫穷、受到忽视和虐待等经历）与成年后的冒险行为、冲动性决策以及亲社会决策有关。然而，关于早年生活压力与风险偏好、时间偏好和亲社会偏好关系的结果目前尚无一致的结论，且不同的理论视角对这些关系提出了不同的解释。

持有生命史理论视角(life history perspective)的学者认为，早年生活压力促使个体采取“快”生命史策略，具体可表现为更高水平的风险偏好、更关注当前，以及更低的亲社会水平。

然而，以Griskevicius为代表的研究者近年来在生命史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敏化视角(sensitization perspective)的观点，认为只有当个体当前所处的环境压力水平更高(比如面临死亡威胁、资源稀缺等)时，早年生活压力才会激发与“快”生命史策略有关的决策偏好，比如更高水平的风险偏好、当前取向和更低的亲社会水平。

与前两种理论视角不同，Amir等研究者提出了不确定性管理视角(uncertainty management perspective)，这种观点主张，为了避免不确定性造成的损失，早年生活压力会促使个体更加规避风险，更关注当前利益，并且与他人建立互惠合作的关系，因为这样可使个体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以抵御风险。

为了澄清已有结果不一致的原因，我们通过一项元分析来检验这三种理论视角的不同假设，探讨个体早年生活压力与其成年后风险偏好、时间偏好和亲社会偏好的关系。

我们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广泛的检索、阅读与筛查，最终纳入元分析的有123篇文献，包括143项实证研究，867个效应量，199,019名成年被试（见图1）。

图1文献检索和筛选过程

所纳入元分析的文献需符合以下标准：

（1）英文撰写的期刊文章、预印本或硕博士论文；

（2）关注健康成人样本（18岁及以上）或临床研究中健康成人控制组，排除有心理或生理症状的群体和违法犯罪者；

（3）测量了早年生活压力（比如，童年或青少年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不可预知性、被虐待或忽视的经历，以及其他压力等）；

（4）测量了风险偏好、时间偏好或亲社会偏好；

（5）提供了充分的统计信息以计算效应量。若数据不足联系文章作者索要相关统计数据。

对所有文献中报告的效应量（相关系数r）进行编码，若文献中没有报告r, 则通过其他统计量（比如Cohen’s d, t值, F值, β, odds ratio) 计算r。对其中一些效应量进行反向编码，以确保最终编码的r为正向时，代表早年生活压力水平越高，个体的风险偏好水平更高，更加关注当前，亲社会水平也更高。

同时，本研究还编码了一些研究特征变量，以检验它们的调节作用。这些研究特征包括早年生活压力的维度（严酷性、不可预知性、混合型）、决策偏好的测量方式（假设选择任务、实验室行为任务、自我报告测量）、样本的平均年龄、性别比例、实验情境、研究设计、样本类型和被试所属国家等。

最终，通过多水平元分析(multi-level meta-analysis)和调节效应分析，我们发现以下主要结果：

（1）早年生活压力水平越高，个体成年后越倾向于更冒险、更关注现在，且亲社会水平更低，但总体效应量较小（见表1）。

（2）早年生活压力与当前取向的正相关关系只存在于当前压力情境下。

（3）早年生活压力与三种决策偏好的关系只稳定存在于自我报告测量的偏好，而与假设选择任务或实验室行为任务测量的风险偏好或亲社会偏好无显著相关。

 表1 早年生活压力与风险偏好、时间偏好和亲社会偏好的关系的总效应量

研究启示：

1. 这些结果验证了生命史理论视角的假设，对敏化视角和不确定性管理视角的支持只局限于时间偏好。这提示我们要高度重视个体的早期成长环境，包括亲子关系、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环境的不可预知性等给个体带来的消极影响（见本公众号推文：幸福的童年，是善意人生的底色）。当然，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其他方面的影响也非常重要，例如道德品质、共情、道德推理等都可能制约早年生活压力与亲社会决策之间的关系。因此，应该加强学校德育以及家庭的亲社会教养。

2. 早年生活压力与三种决策偏好上的关系仅稳定存在于个体自我报告的偏好中，而与假设情境选择任务和实验室任务测量的决策偏好的关系并不显著，这一方面说明早年生活压力可能对个体的态度层面影响更大，而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情境变量或许对个体的具体选择存在调节作用；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决策偏好的不同测量方式可能会导致结果的差异。

3. 当前压力情境会放大早年生活压力与时间偏好的关系，换句话说，即便个体在早年经历了严重的生活压力事件，但如果当前不处于压力情境中，其早年不良经历也不会唤起对当前利益的偏好。因此，应该高度重视个体当前所处的社会情境，并帮助处于压力情境中的个体学习情绪调节技能，提高抗压能力。

4. 本研究还发现，已有关于早年生活压力与风险偏好、时间偏好关系的研究存在发表偏差，使这两个效应略被高估。此外，早年生活压力与成年期决策偏好的关系可能受到其他变量的解释，比如个体的脑功能与活动、人格特质等变量等。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考察这些变量的影响。

作者简介：本研究的第一作者伍俊辉现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第二作者郭震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在读博士研究生，第三作者高芯芸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在读硕士研究生。转载来源:亲社会实验室（ID：Prosocial_Lab）

原文链接：Wu, J., Guo, Z., Gao, X., & Kou, Y. (2020). The relations between early-life stress and risk, time, and prosocial preferences in adulthood: A meta-analytic review.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016/j.evolhumbehav.2020.09.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