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尽管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幸福感能够对个人、组织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但也并非所有人都赞同这一观点，许多人认为幸福感支持是一种奢侈品，至少不是必需的，或者说它对创造社会变革无关紧要。

本文作者乔安娜分享了她所遇到的五种最常见的批评声音，并对此一一回应。批评者认为：“只有软弱之人，才去寻求帮助”、“幸福感与社会变革没有直接联系”......

但在乔安娜看来，参与对幸福感的定义和价值的讨论，是开创一种新的、更健康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插图：海伦娜·帕拉雷斯（Helena Pallarés）

《聚焦社会变革中的自我》的前几篇文章探讨了内在幸福感和社会变革之间的联系、从事社会变革的人们参与自我探索过程的不同方式，以及资助者支持被资助方幸福感的途径。然而，尽管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幸福感能够对个人、组织和社会产生积极影响，但并非所有人都赞同这一观点。许多人仍然认为幸福感支持是一种奢侈品，至少不是必需的，或者说它对创造社会变革无关紧要。

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试图将幸福感问题纳入德国社会部门的议程当中，提出解决我们群体幸福感需求的举措。尽管我是德国最大的社会项目众筹平台的创始人，还是一家研究用数字技术促进公众利益的智库的创始人，在这个领域拥有广泛的人脉和深厚的行业经验，但是实现这一点依旧十分困难。在与资助者和高管的很多交谈中，我都遭遇了（对这一问题的）回避和抵制，以及一系列关于注重幸福感的合法性与有效性的批评。

多年来，尽管许多其他幸福感计划的开拓者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但我们都发现了一些成功的情况。在我自己的工作中，我了解到，帮助捐赠人和其他潜在的倡导者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幸福感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重要，可以消除他们的怀疑，并最终获得他们的支持。 

了解在这些（与捐赠人和潜在倡导者的）对话中分享什么、如何分享，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我经常发现，在分享智识性的观点之外，分享一些关于我自己的内容也很有必要。起初，敞开心扉的感觉很可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以更人性化的方式与他人交流是件令人快乐的事情。当然，许多人不习惯分享自己的事情。有些人会对我们谈话内容的转变感到困惑或不安。我已经学会了调整我谈话时的开放程度，学会了察觉对方与我们交流时的舒适度。一旦我们建立了更多的个人联系，最终我们往往会发现彼此之间有着类似的经历，并用全新的方式与对方建立联系。 

以下分享是我遇到的五种最常见的批评，以及我是如何恭敬地回应这些问题的。虽然其中部分内容涉及到往期文章中的观点，但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直接解决“房间里的大象”。我希望这些观点能够帮助非营利组织的领导者在他们的组织内更好地倡导幸福感实践，并更成功地让资助者给予支持。

注：房间里的大象是一个英语熟语，用来隐喻某件虽然明显却被集体视而不见、不做讨论的事情或者风险

内在幸福感，什么？你是指水疗和按摩？

近年来，许多组织和实践都采用了“幸福感”一词，但在社会变革的语境下，幸福感并不意味着水疗护理或在浴缸里点蜡烛。根据The Wellbeing Project的定义，“内在幸福感”是指一种完整感和与外界的连接感，它包括个人发展、疗愈和自我整合。支持个体内在幸福感的做法包括冥想，与家人一起消磨时光，写日记，或者从心理治疗师那里获取指导。这些做法有助于获得良好的心理健康、更高的生活满意度、更大的使命感和抗压能力。

实现幸福感往往需要决心和巨大的努力。比如说，虽然人们通常认为我是个自信的人，但这掩盖了我一直患有疑病症和其他焦虑症的事实。通过定期的冥想练习以及获得体能教练的指导，我学会了不去努力隐藏这些“弱点”，在与人互动中变得更加真实和自如。 

注重幸福感是我们对人类发展和进步的衡量方式的转变之一，即，从纯粹的经济指标转向更以人为本的指标。联合国在1990年推出了人类发展指数，它不只衡量经济发展，而是通过预期寿命、教育程度和生活水平三个方面来衡量人的整体发展。冰岛、苏格兰和芬兰等国家现在正式将心理健康置于国内生产总值之上，根据创造幸福感的优先级制定政策和预算。在2019年，新西兰为解决精神疾病、家庭暴力和儿童贫困问题设立了专项幸福感预算。 

只有软弱之人，才去寻求帮助

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弱点并寻求帮助需要勇气与坚强。没有人喜欢脆弱的感觉。但只有认可完整的自我，而不仅仅是认可我们“发光”的部分，才能让我们更好的从人性层面上与他人建立联系，从而开辟合作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The Wellbeing Project的参与者们发现，发现自己的弱点并寻求帮助让他们感到更有活力，并且更有能力为他人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直面我们自己的人性，有助于让我们和他人的挣扎产生共鸣，这是从“帮助者”或“救世主”的宝座上走下来的关键一步——与他人产生共鸣，在平等的基础上为他人服务。

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人员应得到优先考虑

和有25亿人缺乏足够的卫生设施、每天有37000人因冲突或迫害而逃离家园等大问题比起来，社会变革工作者的幸福感似乎并非不可或缺，只是有了更好。

照顾自己会让我们远离我们所热衷的事业或我们所服务的群体，这种想法似乎和我们的直觉相悖。但是，对幸福感的漠视正严重地伤害着社会变革的从业者。他们中许多人都有很强的内在驱动力，但是会经常面临压倒性的需求以及匮乏的资源。研究表明，在整个社会变革领域和护理行业中，以情绪衰竭或缺少健全的应对机制为表现的职业倦怠率很高。 

大多数社会变革工作者都遇到过这样的人。我就遇到过很多。我的一位积极性很高的同事因再也无法忍受辛苦的工作带来的压力，最终不得不辞职；我作为董事会成员支持的一家非营利组织的CEO经历了两次职业倦怠；我认识的一些坚定的志愿者，他们一生都在与社会排斥作斗争，然而自己却正处于贫困当中。最后，这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等式，社会变革工作者和他们所服务的人群都值得获得支持。 

幸福感与社会变革没有直接联系

现在，有研究表明，提高社会变革工作者的幸福感可以让社会变革的方式发生深刻而必要的变化。当人们的内在更健康时，他们就更能信任他人，也更容易接受新的想法。

我在过去二十年里经营的以科技为手段的社会变革组织，在从民族国家的工业时代向当今数字化的全球时代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着新的复杂局面。集权等级制度已经让位于去中心化的网络；新的商业模式和工作理念已经打破了旧的价值链；自由和隐私的概念已经从根本上得到了重新谈判。我们这些在不断变动的系统中工作的人，需要发展新的内在能力。随着传统体制的瓦解，我们对于安全感和自身定位的标志物也在遭到瓦解。作为替代，我们需要在自己的内心和人际关系中寻求稳定。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自己，坦诚布公地沟通，理解和转换不同的视角。 

内在幸福感至关重要，它有助于培养我们在快节奏世界中茁壮成长的能力，凝聚我们应对眼前挑战所需的复杂尝试。 

幸福感就是自我优化和更努力地工作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看到了实现幸福感方法的大规模商品化。同时，许多公司和个人都采纳了（提高员工）幸福感的举措，将其作为提高员工满意度和生产力的手段。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对幸福感的关注似乎会分散人们对薪酬和公平等对幸福感有重大影响的外部因素的注意力。因此，一些批评者认为，提高幸福感的举措将个人的不快乐和痛苦“归咎于”他们自己，而并非承认痛苦是剥削性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所导致的结果。

然而，仅仅因为一些组织试图利用幸福感来提高底线，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价值。事实上，社会部门在能力建设方面的投资长期不足，特别是与企业界相比。例如，美国非营利组织仅将其年度开支的0.03%再投资于领导力发展，而在企业里，这一数字是其五倍。 

事实上，幸福感实践不仅可以改变个人或组织的直接工作环境，还可以改变其周围更大的现实环境。因此，它是解决我们所处的更广泛的系统问题的重要部分。

在我还是一个年轻的社会企业家的时候，我敏锐地意识到了资助者和被资助方之间的权力不平衡。我不敢说我的组织有更多人性化的需求——比如更高的工资、更多给予机构的资助或更好的专业培训。我不想显得脆弱或欲壑难填。但是，如果我不告诉他们的话，资助者怎么会知道我的组织需要什么呢？当我最终能够真实地分享组织的需求时，事情就开始发生了变化。资助者开始理解这些关切，我也就意识到了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完全不了解我的真实状况。 

甜美的成功

我很高兴地说，敢于谈论这些话题，敢于与潜在的支持者进行智识上和私人层面的交流，已经开始得到回报。

这让我谨慎乐观地认为，尽管大规模的变化需要耐心，但是我们所在的领域正在逐渐意识到幸福感的重要性。人们需要时间来接受新的话题，来相信它们是真实和有价值的。我们需要牢记，大多数社会部门的系统和机构目前并没有把幸福感看作是其运作的必要条件。机构往往只有在看到其他捐赠者遵循同样的道路时，才敢于扭转想法或建立新的资助结构。 

尽管如此，参与对幸福感的定义和价值的讨论，是开创一种新的、更健康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文化中，人们和周围的系统都能茁壮成长。这个过程有时可能会让人感到沮丧，但我希望对上述常见批评的回应能给倡导者们提供一个值得借鉴的出发点。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官网，首发于2020年6月17日

原标题：Addressing the Critiques of Well-Being

作者：乔安娜·布雷登巴赫（Joana Breidenbach）是betterplace.org、better place lab和The Future of Work needs Inner Work的创始人。她对数字社会创新和内在（幸福感支持）工作感兴趣，也对有意义的初创企业进行投资。